来源：远读重洋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愈演愈烈。特别是意大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人，死亡率全球第一。
根据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近数据，截止当地时间3月22日18时，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例，比3月21日18时新增例。
在疫情最严重的贝加莫省，已有20%的医生被感染。由此可见，医护人员的压力有多大了。
就在前两天，意大利还发生了一出悲剧：一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竟然选择了投河自杀。
这位护士从年就参加工作，意大利新冠疫情爆发后，她自愿在新成立的“传染病部门”工作。
但不久前，这位护士出现了发烧症状，不堪重负的她彻底被疫情压垮了，最后竟然选择了自杀。
意大利《共和报》（laRepubblica）报道这起自杀事件之后，这医院都陷入到了震惊和痛苦当中。
△意大利《共和报》的报道
这件事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注意，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在这个问题下面，很多在武汉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都最出了回答。
有医护人员说，自己到岗之后连续6个24小时的值班，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有医护人员说，最大的压力来自亲人，不敢想象自己感染之后家人要怎么办；
也有医护人员说，最大的压力来自舆论，生怕自己哪儿做不好，医院的防疫工作······
这种令人心酸的答案还有很多。在这次疫情中，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医护人员面对的巨大压力，恐怕都是我们普通人难以料想的……
在床位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熟人感染、恶化、死亡，甚至连遗物都不能碰一下；
当他们知道自己被感染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感到“羞愧”，感到“我给医疗队丢人了”；
当他们想起自己年幼的儿女，想到的却是自己万一出了事，“后事”应该怎么安排，孩子找谁去照顾……
她们背负了这种种压力，但是却偏偏有人不断找她们麻烦。有些病人对她们态度恶劣，呼来喝去，还有人甚至把她们当服务生一样使唤，逼着她们给自己收拾垃圾……
其实，不光是在这次的疫情中，就算是在平时，医护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自从他们宣誓成为医护人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明白等待她们的，是不可预知的风浪。
那些风浪，不分国别，也不分种族，会打击到他们每个人的头上。
我们只当她们是“白衣天使”，但其实她们也需要人们的呵护。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护士的故事”。
这位护士的名字叫克里斯蒂·沃森（ChristieWatson），医院里当了20年护士。而且她很擅长写作，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小说。
后来，她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专门记录护士工作的书。书的名字叫“TheLanguageofKindness”，最近出了中文版，书名叫《护士的故事》。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星期天泰晤士报》销售榜单的第一名，还成为了《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多家媒体推荐的“年度好书”。
很多英国人都称这本书是“英国年度话题之作”。在这本书里，作者用了很多生动具体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下面，我就尝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带你进入这位“护士小姐姐”的人生故事。
·01·
我，误打误撞当上了护士
每当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当上护士的？我就会想起15岁的那一天。
当时我一回家，就看到家里客厅挤了一大堆的人。其中还有个穿着粉红色上衣的胖女人，胖得出奇。
那个女人靠在我爸爸身边，嘴里一直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就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爸爸使劲把眼镜往出汗的额头上推了推，一脸惊恐的样子。他肯定很想躲起来，但是又要保持礼貌。
那个女人名叫“娜塔莎”。当娜塔莎对着爸爸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妈妈就在旁边，微笑着看着他们俩。
直到那群人最终要离开我家的时候，娜塔莎才跟我妈妈说：“真抱歉，我爱上了你丈夫”。而我妈妈竟然回答：“没关系，我完全理解”。
活见鬼，这是怎么回事呢？
妈妈解释说，娜塔莎和其他的人，都是患有唐氏综合征（注：影响身体发育并导致智力低下的一种疾病）的病人。
妈妈当时正在接受社工培训，她在耐心地学习怎么照顾这些人。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护理”是什么意思。
16岁那年，我跟别人一样开始叛逆。我选择离开家，也离开学校，跟我那20多岁的男朋友住在一起。
没想到，不久我们的恋情就告吹了。我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夹着尾巴回家。当时不满18岁的我，唯一能找到的有吃有住的工作，就是社区志愿者。
他们安排我去一个麻痹症协会运营的社区，负责照顾那些严重残疾的人：帮他们上厕所、吃饭、穿衣服。这样，我每周可以赚到20英镑的零用钱。
那时的我剃了个光头，穿着从慈善商店淘来的衣服，用那每个礼拜的20英镑，买了很多苹果酒和烟。虽然一无所有，但真是一段快活的日子。
在那里，我也第一次跟真正的护士一起工作。
“你应该去当护士”，其中的一位护士告诉我，“他们会给你一笔助学金，还有住的地方”。我心动了。
于是我开始去图书馆学习护理基本知识，在学校的时候我都没这么用功过。几个月后，17岁半的我，就进入了位于贝德福德的护士总部。
我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闻起来总是潮乎乎的。我的一个室友还在地毯上尝试种芹菜。（房间不潮才怪！）
我们有一个公用的、可以洗东西的水槽。那个水槽的功能很强大——可以往里掸灰，可以洗杯子，可以用来呕吐，可以站到里面冲个凉；一旦公用厕所堵塞了，还可以临时救急……总之你懂的。
对别人来说，似乎那里的条件挺差的。但是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别忘了，我可是和男朋友一起住过的人。
就这样，十九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实习护士。
·02·
急诊室，怎一个乱字了得
我一开始被分到急诊室，那儿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你完全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
我们没有更衣室，办公室没有专门换衣服的地方，通常也来不及去卫生间换。办公室里有一面临时的屏风，我们就躲在那后面换衣服。
听到“滴滴滴滴滴”的响声，医院里的紧急呼叫器响了，这说明某个病房的某个病人出事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
一位同事在我上班头一天告诉我：“我的建议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慢地往事发地点跑，因为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来急诊室的，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早晨来的常常是那些整晚照顾孩子的母亲，忙了一晚上，她们本来就不舒服，现在感觉更糟了。工作日的白天，经常会有在事故里受伤的人来。
从周四夜里到周一早上，来的一般是“嗑药”的姑娘小伙子，浑身抽搐，眼神迷离，瞳孔张得跟月亮一样大。
而那些服了海洛因或者酗酒的人，瞳孔小得就像针孔，一点光线也透不进去。
工作日的夜间一般是病重的人，只有病得严重，人们才会在夜里挂急诊。规律是：来得越晚的人，病得越重。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急诊室里发作。她等的时间太长了，就发飙了。
负责精神障碍患者联络的护士，坐在患者旁边的地板上跟她温柔地说话，但是那位患者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踢她、打她。
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想：“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而我身边的患者却对我说：“看看这位可怜的护士，他们给你们这些小姑娘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这就是急诊室，急诊室里什么怪事都有。
我们的洗手池旁边，原来放着很多酒精消毒液，后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拿走——你肯定想不到，有些酒鬼老是偷偷来喝消毒液，满足他们对酒精的欲望。
还有一次，我看见有个男人躺在推床上，一个监狱警察站在他旁边，还有几个警察也在附近。
“我们从这个患者身上取下了一些异物”，一位护士告诉我，“我们还给异物套了两层袋子。”
我问她“套了两层袋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因为那些“异物”太脏了。“他把那些东西都放进了屁眼里，有手机，还有充电器”。
·03·
第一次目睹婴儿降生，我吓哭了
后来，我又被分到了产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菜鸟护士”，已经学习过理论知识，但是课本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知道。
斯嘉丽是一个临产的年轻妈妈。她的肚子就像一个半透明的气球，我不敢用手碰，害怕它随时会爆炸开。
以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喜欢用“贝壳”来象征女性外阴。我看了一眼，斯嘉丽的那东西可一点也不像贝壳。
有人预先提醒我，脐带是蓝色的，婴儿出来时脑袋的形状，会像一个冰淇淋筒。还有，生孩子会有血。
但是，等到有经验的护士真正帮着斯嘉丽使劲往外“挤”胎儿的时候，我看到那血淋淋的场面，直接吓哭了。
雀斑、汗水、尖叫、血污、粪便、黏糊糊的白色物质……斯嘉丽一直在尖叫，我一直在哭。我那实习护士服的领子，都被泪水浸湿了。
等我终于不哭了，刚才负责接生的那位护士，在一个肮脏的杂物间，教我怎么检查胎盘。
“要是从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气泡，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者先天性心脏病的征兆”，她一边说，一边用手翻动着那个胎盘，就像在菜市场挑菜一样。
胎盘被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我盯着胎盘半天，结果就憋出了这么一句话：“它看上去有点像猪肉馅饼的馅儿”。
在产科，我经常听她们讲各种离奇的故事。
“那个女人，分娩了十个小时。我想帮她快一点，但她拒绝一切辅助手段，她说她想把自己的儿子生出来。”这是其中一位护士讲的故事。
她接着说：“胎儿的肩膀卡住了，普通的操作根本不管用。医生不得不在产妇体内折断婴儿的锁骨。然后那个婴儿像只足球一样射出来，飞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她继续讲：“那个婴儿早就没希望了，出生几天前就不动了，他得了‘脑膨出’——就是婴儿的大脑长到了头的外面。就算是那样，他妈妈还是抱着他，他爸爸不敢看，走开了。”
正是因为成天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有时会开party，而且玩得很嗨。
玩累了，我们就看着窗外伦敦的夕阳，还有天空中那一片红光斑驳，像血的颜色，肉的颜色。
·04·
孩子不会记住救她命的医生
20岁的时候，我成功地取得了儿科护士的执业资格，变成了一名正式的护士。
大概跟你想的相反，儿科病房不是迪士尼，而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地方。
记得我第一次给活人做肌肉注射，患者是一个小男孩，旁边“带”我的护士名叫安娜。
我因为过于紧张，竟然把针头折断了。一半针头在我手里，另一半插在男孩的大腿肌肉里。
那一刻，真不知道是我更害怕，还是那个男孩更害怕。
安娜马上穿上围裙，戴好手套，轻松地用手指把扎在腿里的针头取了出来，就像一位妈妈从孩子身上取下一根头发或者一段线头那么轻松。
男孩笑了，安娜也笑了，我却大哭起来。
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注射，我要成为一个废物护士了。”
安娜笑着说：“胡说！我带的护士都很优秀。”
作为儿科护士，必须会的另外一项技能是：和孩子说悄悄话。这样孩子也能把悄悄话说给你听。
我护理过的孩子里，病情最轻的是一个五岁女孩，她叫蒂娅。虽然病情最轻，但是我在蒂娅身上花的时间最多。
照顾蒂娅的另一位护士跟我说：“她（蒂娅）每天早上都呕吐，喷出来的那种吐法。”
原来，蒂娅患有“浸润性星形细胞瘤”，那是一种长在大脑里危险区域的脑瘤，样子是不规则的形状。
蒂娅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脑袋里有一只蜘蛛。”
蒂娅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一只紫色的小兔子。她经常一边把兔子的耳朵叼在嘴里，一边对我说：“肯定是蜘蛛，小兔子也这么觉得。”
然后她直勾勾地看着我，小声地说：“他们想把它拿出来。”
每次听到这话，我就努力想笑一下，而那位护士则用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可怕的声音。
蒂娅有一个专门的游戏治疗师，名叫马琳。
马琳不是护士，工资也很低，她的工作就是陪孩子玩，减轻他们的焦虑和痛苦。这份工作，经常被外科医生看不起。
但是，只有马琳能明白一个五岁孩子正在遭受的痛苦，而且能通过玩游戏帮孩子从痛苦中抽身出来。
我相信，孩子们不会记得挽救自己生命的那位主刀医生，但一定会记得给他们吹泡泡的马琳。
·05·
住在泡泡里的男孩
除了蒂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岁男孩，他叫罗恩。
罗恩患有严重的“联合免疫缺陷症”，这是一种会致命的罕见遗传症状。
简单地说，罗恩没有免疫力，一个病毒、一个细菌，都能伤害他。
他不能出去玩，不能接触到鲜花，不能开窗透气……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
在以前，这样的孩子只能在一个密封的泡泡里生活，我们形容他们是“住在泡泡里的男孩”。
现在技术进步了，但是罗恩的全部世界，医院里一个密闭的无菌房间，那是他的天堂，也是他的监狱。
他的生活异常孤独。当他朝你挥手的时候，动作很慢，手臂笨拙地摆动。相对于年龄，他的身材非常瘦小。
罗恩的父母，就跟很多残疾孩子的家长一样，已经长期分居。他们现在轮流来探望孩子。
罗恩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他的爸爸在全身消毒之后，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给他来一个“抱一抱，举高高”。被爸爸举起来的时候，罗恩能短暂地振作起来。
罗恩的妈妈总是在病房外待很久，跟我们了解儿子最近的进展情况。
她就像一头母狮，时刻保护着自己的幼崽。医院的人进入儿子的房间，都是不安全的。
罗恩需要频繁地接受血液检查，但是他从来没哭过。
医生来了，他就把胳膊伸出来。这就是我当时能看到的一切。罗恩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移植。
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因为升职，我要离开儿科病房了。大家都在为我祝贺。
他们祝贺的方式是：把我举起来，扔进了一个装满了蘑菇汤的浴缸里，我的头上和嘴里全是蘑菇。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蘑菇汤。
再后来，我听别的护士说，罗恩的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他走出了那个“监狱”，回家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想象罗恩在公园里骑自行车的样子。
·06·
外科护理：既是战略家，又是翻译
在所有的护理工作中，我最害怕的是外科护理。
外科护理的工作量忽多忽少，节奏忽快忽慢。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对病人进行重症护理，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内出血，那样就需要立即返回手术室。
然后，又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恢复期，但是你要对付的是潜在的并发症和不可预知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我的体验是，外科护理根本不是护理，而是“风控管理”，是“战略管理”——你要精于评估，擅长对任何变化进行长线观察。
比如，患者内出血的时候，起初很少有外部表现。但是你要提早发现他肚发亮之类的表现，还要用自信的、合适的方式，让外科医生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样你才能挽救生命。
我们接触过一位68岁的韦伯先生，他来做部分结肠切除手术。术后一切顺利，他的肚子没有发亮，引流管没有满，脸色也没有异常。
但是，一位细心的护士发现，韦伯先生的呼吸节奏时快时慢；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左右两侧脸的反应有点不对称；他的腿似乎也在无意识地抽动。
这位护士赶紧叫来了复苏小组。一位医生把一条鼻咽管插进韦伯先生的鼻子，以保持呼吸畅通。
插管的时候韦伯先生没有任何反应，也没试图把管子扯出来。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
一系列扫描结果表明，韦伯先生当时是中风了，再晚一些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或者长期残疾。
外科的工作还有个特点：患者的身体情况，几乎全都要靠手术医生的水平。
我们护士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医生可能出现的失误。
在手术室里，我们要和医生培养一种绝对的默契。
经常的情况是，主刀医生眼都不抬，就嘟囔了一句什么。这时候，手术助理护士就要拿起一件合适的工具——手术刀、缝线、镊子或者动脉止血钳——递给他们，而且一定要把手柄那一头递到他们手里。
有时候没等医生说话，我们就把工具递过去了。
手术的时候经常是放音乐的，如果医生说“把音乐调小点！”那很可能就是出什么事了。具体出什么事了，我们要随机应变。
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当我还在学习的时候，一位手术助理护士告诫我：“手术室里的一切都不能带出去，而且要再三清点。”
为什么呢？以免外科医生失误，不小心把棉签留在患者身体的某个洞里，或者把纱布留在了肚子里。
等到手术完毕，医生可以用科学术语，跟焦急等在外面的家属解释一切；但护士光知道科学的语言是不够的，我们要把那一套东西“翻译”成人话，说给家属听。
讲到这里，我想起在外科护理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
有一天，我需要看一些患者病历，我猛然注意到病历上有干涸的血迹。我吓坏了。擦干净之后，我去找主管护士。“这里有人流血了”，我说，“要是让患者看到可怎么办！”
主管护士看了一眼，然后“噗嗤”乐了：“那不是血，是刚才首席顾问医师吃的千层冰淇淋，他滴到病历上了。”
当时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就是那个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看病历的家伙，最后成了我家孩子的父亲。
·07·
我爸爸在世的最后一天，我不再是个护士
我的故事是从我爸爸说起的，它也要在爸爸那里结束。
我一直在回想那一天，爸爸在人世的最后一天，因为肺癌马上就要夺走他。
我们给爸爸请了个护士，护士名叫谢丽尔。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来之前，谢丽尔会有预感，她能察觉他身体语言和说话声调的变化。
谢丽尔接下来做的事情，我简直不能再熟悉了：彻底清洗双手，带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盘；然后轻轻拨开一个小小的玻璃针剂瓶，插入针头，把糖浆一样的液体吸进注射器。
谢丽尔然而把注射器拿起，直到泡沫从底部消失，然后再把多余的空气挤出来。最后，她给我爸爸注射。
注射完后，谢丽尔就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等15分钟后止疼药生效，再拉开床帘。
当谢丽尔帮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时候，她会温柔地请我出去。在走廊里，我能听到他们俩的窃窃私语和笑声。
那天，谢丽尔没有跟我讨论任何护理工作。我不再是一个护士同行，我只是她的病人的女儿。
那天，我爸爸变得很瘦小，皮肤松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个人都是蜡黄色，凹陷的眼眶周围一片灰蒙蒙。
他听不见声音了，他吃东西尝不到味道了，但是他很乐观，还在讲笑话。
“该让你妈妈上来了”，谢丽尔说。
我明白她在暗示什么。爸爸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徒劳，然后他就走了。
我坐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和谢丽尔，想起25年以前，那个胖女人口口声声地对我爸爸说“我爱你”的那天。
就是那天，我看到了什么是“护理工作”。
我当了20年护士，现在我在努力思考着我做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医护行业的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痛苦，甚至痛觉，都可以通过善良减轻。”
我想，护理工作不光是完成任务，它是关于爱、关于善良的事业。
在医生的专业技术和病人真正身心痊愈之间，总是有一个空缺。我们护士就站在那个地方，填补那个空缺。
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我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一个词，那就是“接地气”。
自从疫情出现以来，媒体上经常管护士们叫“白衣天使”。但是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她们身着白衣，但她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天使”。
她们是“勤杂工”，需要收拾卫生；她们是“小丑”，需要逗孩子开心；她们还是“翻译官”，需要把科学的话语翻译成大家听懂的语言……
她们从来都是那么的“接地气”，因为她们要面对的，永远是琐琐碎碎的“一地鸡毛”，是不那么优雅的各种杂乱。
但是，她们能把“鸡毛”理顺，能做到“乱中取胜”。这不是她们的特长，这是她们的工作。
不久的将来，疫情会完全结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到那时，护士们会摘下“白衣天使”和“英雄”的光环，又回到她们习以为常的琐碎生活当中。
因此，今夜我不想谈论“英雄”和“职业美德”，我只想许下几个最平凡又琐碎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
她们的工作条件可以变得更好，能让她们更有效地应对琐碎和杂乱；
她们的待遇可以更好，让她们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她们的心情可以更好，每一天上班的时候都有所期待，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都有所收获······
也请你将这些愿望说给更多的人听，并祝愿它早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