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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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3/8/18 23: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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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远读重洋

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愈演愈烈。特别是意大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人,死亡率全球第一。

根据意大利卫生部公布的最近数据,截止当地时间3月22日18时,意大利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例,比3月21日18时新增例。

在疫情最严重的贝加莫省,已有20%的医生被感染。由此可见,医护人员的压力有多大了。

就在前两天,意大利还发生了一出悲剧:一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竟然选择了投河自杀。

这位护士从年就参加工作,意大利新冠疫情爆发后,她自愿在新成立的“传染病部门”工作。

但不久前,这位护士出现了发烧症状,不堪重负的她彻底被疫情压垮了,最后竟然选择了自杀。

意大利《共和报》(laRepubblica)报道这起自杀事件之后,这医院都陷入到了震惊和痛苦当中。

△意大利《共和报》的报道

这件事也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注意,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在这个问题下面,很多在武汉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都最出了回答。

有医护人员说,自己到岗之后连续6个24小时的值班,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有医护人员说,最大的压力来自亲人,不敢想象自己感染之后家人要怎么办;

也有医护人员说,最大的压力来自舆论,生怕自己哪儿做不好,医院的防疫工作······

这种令人心酸的答案还有很多。在这次疫情中,不管国外还是国内,医护人员面对的巨大压力,恐怕都是我们普通人难以料想的……

在床位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熟人感染、恶化、死亡,甚至连遗物都不能碰一下;

当他们知道自己被感染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感到“羞愧”,感到“我给医疗队丢人了”;

当他们想起自己年幼的儿女,想到的却是自己万一出了事,“后事”应该怎么安排,孩子找谁去照顾……

她们背负了这种种压力,但是却偏偏有人不断找她们麻烦。有些病人对她们态度恶劣,呼来喝去,还有人甚至把她们当服务生一样使唤,逼着她们给自己收拾垃圾……

其实,不光是在这次的疫情中,就算是在平时,医护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

自从他们宣誓成为医护人员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明白等待她们的,是不可预知的风浪。

那些风浪,不分国别,也不分种族,会打击到他们每个人的头上。

我们只当她们是“白衣天使”,但其实她们也需要人们的呵护。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护士的故事”。

这位护士的名字叫克里斯蒂·沃森(ChristieWatson),医院里当了20年护士。而且她很擅长写作,已经出版了好几本小说。

后来,她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专门记录护士工作的书。书的名字叫“TheLanguageofKindness”,最近出了中文版,书名叫《护士的故事》。

这本书一经出版,就登上了《星期天泰晤士报》销售榜单的第一名,还成为了《卫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多家媒体推荐的“年度好书”。

很多英国人都称这本书是“英国年度话题之作”。在这本书里,作者用了很多生动具体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身在其中,方知其味”。

下面,我就尝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带你进入这位“护士小姐姐”的人生故事。

·01·

我,误打误撞当上了护士

每当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当上护士的?我就会想起15岁的那一天。

当时我一回家,就看到家里客厅挤了一大堆的人。其中还有个穿着粉红色上衣的胖女人,胖得出奇。

那个女人靠在我爸爸身边,嘴里一直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就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爸爸使劲把眼镜往出汗的额头上推了推,一脸惊恐的样子。他肯定很想躲起来,但是又要保持礼貌。

那个女人名叫“娜塔莎”。当娜塔莎对着爸爸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妈妈就在旁边,微笑着看着他们俩。

直到那群人最终要离开我家的时候,娜塔莎才跟我妈妈说:“真抱歉,我爱上了你丈夫”。而我妈妈竟然回答:“没关系,我完全理解”。

活见*,这是怎么回事呢?

妈妈解释说,娜塔莎和其他的人,都是患有唐氏综合征(注:影响身体发育并导致智力低下的一种疾病)的病人。

妈妈当时正在接受社工培训,她在耐心地学习怎么照顾这些人。我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护理”是什么意思。

16岁那年,我跟别人一样开始叛逆。我选择离开家,也离开学校,跟我那20多岁的男朋友住在一起。

没想到,不久我们的恋情就告吹了。我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夹着尾巴回家。当时不满18岁的我,唯一能找到的有吃有住的工作,就是社区志愿者。

他们安排我去一个麻痹症协会运营的社区,负责照顾那些严重残疾的人:帮他们上厕所、吃饭、穿衣服。这样,我每周可以赚到20英镑的零用钱。

那时的我剃了个光头,穿着从慈善商店淘来的衣服,用那每个礼拜的20英镑,买了很多苹果酒和烟。虽然一无所有,但真是一段快活的日子。

在那里,我也第一次跟真正的护士一起工作。

“你应该去当护士”,其中的一位护士告诉我,“他们会给你一笔助学金,还有住的地方”。我心动了。

于是我开始去图书馆学习护理基本知识,在学校的时候我都没这么用功过。几个月后,17岁半的我,就进入了位于贝德福德的护士总部。

我的房间紧挨着卫生间,闻起来总是潮乎乎的。我的一个室友还在地毯上尝试种芹菜。(房间不潮才怪!)

我们有一个公用的、可以洗东西的水槽。那个水槽的功能很强大——可以往里掸灰,可以洗杯子,可以用来呕吐,可以站到里面冲个凉;一旦公用厕所堵塞了,还可以临时救急……总之你懂的。

对别人来说,似乎那里的条件挺差的。但是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别忘了,我可是和男朋友一起住过的人。

就这样,十九岁的时候,我成了一名实习护士。

·02·

急诊室,怎一个乱字了得

我一开始被分到急诊室,那儿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你完全无法预测会发生什么。

我们没有更衣室,办公室没有专门换衣服的地方,通常也来不及去卫生间换。办公室里有一面临时的屏风,我们就躲在那后面换衣服。

听到“滴滴滴滴滴”的响声,医院里的紧急呼叫器响了,这说明某个病房的某个病人出事了。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响。

一位同事在我上班头一天告诉我:“我的建议是,你要非常、非常、非常慢地往事发地点跑,因为你不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来急诊室的,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早晨来的常常是那些整晚照顾孩子的母亲,忙了一晚上,她们本来就不舒服,现在感觉更糟了。工作日的白天,经常会有在事故里受伤的人来。

从周四夜里到周一早上,来的一般是“嗑药”的姑娘小伙子,浑身抽搐,眼神迷离,瞳孔张得跟月亮一样大。

而那些服了海洛因或者酗酒的人,瞳孔小得就像针孔,一点光线也透不进去。

工作日的夜间一般是病重的人,只有病得严重,人们才会在夜里挂急诊。规律是:来得越晚的人,病得越重。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在急诊室里发作。她等的时间太长了,就发飙了。

负责精神障碍患者联络的护士,坐在患者旁边的地板上跟她温柔地说话,但是那位患者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踢她、打她。

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想:“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而我身边的患者却对我说:“看看这位可怜的护士,他们给你们这些小姑娘的工资根本就不够。”

这就是急诊室,急诊室里什么怪事都有。

我们的洗手池旁边,原来放着很多酒精消*液,后来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拿走——你肯定想不到,有些酒*老是偷偷来喝消*液,满足他们对酒精的欲望。

还有一次,我看见有个男人躺在推床上,一个监狱警察站在他旁边,还有几个警察也在附近。

“我们从这个患者身上取下了一些异物”,一位护士告诉我,“我们还给异物套了两层袋子。”

我问她“套了两层袋子”是什么意思,她说是因为那些“异物”太脏了。“他把那些东西都放进了屁眼里,有手机,还有充电器”。

·03·

第一次目睹婴儿降生,我吓哭了

后来,我又被分到了产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菜鸟护士”,已经学习过理论知识,但是课本之外的任何事情都不知道。

斯嘉丽是一个临产的年轻妈妈。她的肚子就像一个半透明的气球,我不敢用手碰,害怕它随时会爆炸开。

以前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喜欢用“贝壳”来象征女性外阴。我看了一眼,斯嘉丽的那东西可一点也不像贝壳。

有人预先提醒我,脐带是蓝色的,婴儿出来时脑袋的形状,会像一个冰淇淋筒。还有,生孩子会有血。

但是,等到有经验的护士真正帮着斯嘉丽使劲往外“挤”胎儿的时候,我看到那血淋淋的场面,直接吓哭了。

雀斑、汗水、尖叫、血污、粪便、黏糊糊的白色物质……斯嘉丽一直在尖叫,我一直在哭。我那实习护士服的领子,都被泪水浸湿了。

等我终于不哭了,刚才负责接生的那位护士,在一个肮脏的杂物间,教我怎么检查胎盘。

“要是从外面能看到透明的气泡,那可能是妊娠期糖尿病或者先天性心脏病的征兆”,她一边说,一边用手翻动着那个胎盘,就像在菜市场挑菜一样。

胎盘被放在一个塑料托盘上,比我想象的大很多。

我盯着胎盘半天,结果就憋出了这么一句话:“它看上去有点像猪肉馅饼的馅儿”。

在产科,我经常听她们讲各种离奇的故事。

“那个女人,分娩了十个小时。我想帮她快一点,但她拒绝一切辅助手段,她说她想把自己的儿子生出来。”这是其中一位护士讲的故事。

她接着说:“胎儿的肩膀卡住了,普通的操作根本不管用。医生不得不在产妇体内折断婴儿的锁骨。然后那个婴儿像只足球一样射出来,飞到了房间的另一边。”

她继续讲:“那个婴儿早就没希望了,出生几天前就不动了,他得了‘脑膨出’——就是婴儿的大脑长到了头的外面。就算是那样,他妈妈还是抱着他,他爸爸不敢看,走开了。”

正是因为成天经历这些事情,我们有时会开party,而且玩得很嗨。

玩累了,我们就看着窗外伦敦的夕阳,还有天空中那一片红光斑驳,像血的颜色,肉的颜色。

·04·

孩子不会记住救她命的医生

20岁的时候,我成功地取得了儿科护士的执业资格,变成了一名正式的护士。

大概跟你想的相反,儿科病房不是迪士尼,而是一个风险很高的地方。

记得我第一次给活人做肌肉注射,患者是一个小男孩,旁边“带”我的护士名叫安娜。

我因为过于紧张,竟然把针头折断了。一半针头在我手里,另一半插在男孩的大腿肌肉里。

那一刻,真不知道是我更害怕,还是那个男孩更害怕。

安娜马上穿上围裙,戴好手套,轻松地用手指把扎在腿里的针头取了出来,就像一位妈妈从孩子身上取下一根头发或者一段线头那么轻松。

男孩笑了,安娜也笑了,我却大哭起来。

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注射,我要成为一个废物护士了。”

安娜笑着说:“胡说!我带的护士都很优秀。”

作为儿科护士,必须会的另外一项技能是:和孩子说悄悄话。这样孩子也能把悄悄话说给你听。

我护理过的孩子里,病情最轻的是一个五岁女孩,她叫蒂娅。虽然病情最轻,但是我在蒂娅身上花的时间最多。

照顾蒂娅的另一位护士跟我说:“她(蒂娅)每天早上都呕吐,喷出来的那种吐法。”

原来,蒂娅患有“浸润性星形细胞瘤”,那是一种长在大脑里危险区域的脑瘤,样子是不规则的形状。

蒂娅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脑袋里有一只蜘蛛。”

蒂娅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一只紫色的小兔子。她经常一边把兔子的耳朵叼在嘴里,一边对我说:“肯定是蜘蛛,小兔子也这么觉得。”

然后她直勾勾地看着我,小声地说:“他们想把它拿出来。”

每次听到这话,我就努力想笑一下,而那位护士则用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可怕的声音。

蒂娅有一个专门的游戏治疗师,名叫马琳。

马琳不是护士,工资也很低,她的工作就是陪孩子玩,减轻他们的焦虑和痛苦。这份工作,经常被外科医生看不起。

但是,只有马琳能明白一个五岁孩子正在遭受的痛苦,而且能通过玩游戏帮孩子从痛苦中抽身出来。

我相信,孩子们不会记得挽救自己生命的那位主刀医生,但一定会记得给他们吹泡泡的马琳。

·05·

住在泡泡里的男孩

除了蒂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四岁男孩,他叫罗恩。

罗恩患有严重的“联合免疫缺陷症”,这是一种会致命的罕见遗传症状。

简单地说,罗恩没有免疫力,一个病*、一个细菌,都能伤害他。

他不能出去玩,不能接触到鲜花,不能开窗透气……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

在以前,这样的孩子只能在一个密封的泡泡里生活,我们形容他们是“住在泡泡里的男孩”。

现在技术进步了,但是罗恩的全部世界,医院里一个密闭的无菌房间,那是他的天堂,也是他的监狱。

他的生活异常孤独。当他朝你挥手的时候,动作很慢,手臂笨拙地摆动。相对于年龄,他的身材非常瘦小。

罗恩的父母,就跟很多残疾孩子的家长一样,已经长期分居。他们现在轮流来探望孩子。

罗恩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他的爸爸在全身消*之后,大步流星地走进来,给他来一个“抱一抱,举高高”。被爸爸举起来的时候,罗恩能短暂地振作起来。

罗恩的妈妈总是在病房外待很久,跟我们了解儿子最近的进展情况。

她就像一头母狮,时刻保护着自己的幼崽。医院的人进入儿子的房间,都是不安全的。

罗恩需要频繁地接受血液检查,但是他从来没哭过。

医生来了,他就把胳膊伸出来。这就是我当时能看到的一切。罗恩唯一的希望,就是骨髓移植。

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因为升职,我要离开儿科病房了。大家都在为我祝贺。

他们祝贺的方式是:把我举起来,扔进了一个装满了蘑菇汤的浴缸里,我的头上和嘴里全是蘑菇。我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蘑菇汤。

再后来,我听别的护士说,罗恩的骨髓移植手术很成功,他走出了那个“监狱”,回家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想象罗恩在公园里骑自行车的样子。

·06·

外科护理:既是战略家,又是翻译

在所有的护理工作中,我最害怕的是外科护理。

外科护理的工作量忽多忽少,节奏忽快忽慢。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对病人进行重症护理,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内出血,那样就需要立即返回手术室。

然后,又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恢复期,但是你要对付的是潜在的并发症和不可预知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有变化,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我的体验是,外科护理根本不是护理,而是“风控管理”,是“战略管理”——你要精于评估,擅长对任何变化进行长线观察。

比如,患者内出血的时候,起初很少有外部表现。但是你要提早发现他肚发亮之类的表现,还要用自信的、合适的方式,让外科医生意识到问题所在,这样你才能挽救生命。

我们接触过一位68岁的韦伯先生,他来做部分结肠切除手术。术后一切顺利,他的肚子没有发亮,引流管没有满,脸色也没有异常。

但是,一位细心的护士发现,韦伯先生的呼吸节奏时快时慢;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左右两侧脸的反应有点不对称;他的腿似乎也在无意识地抽动。

这位护士赶紧叫来了复苏小组。一位医生把一条鼻咽管插进韦伯先生的鼻子,以保持呼吸畅通。

插管的时候韦伯先生没有任何反应,也没试图把管子扯出来。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

一系列扫描结果表明,韦伯先生当时是中风了,再晚一些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或者长期残疾。

外科的工作还有个特点:患者的身体情况,几乎全都要靠手术医生的水平。

我们护士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医生可能出现的失误。

在手术室里,我们要和医生培养一种绝对的默契。

经常的情况是,主刀医生眼都不抬,就嘟囔了一句什么。这时候,手术助理护士就要拿起一件合适的工具——手术刀、缝线、镊子或者动脉止血钳——递给他们,而且一定要把手柄那一头递到他们手里。

有时候没等医生说话,我们就把工具递过去了。

手术的时候经常是放音乐的,如果医生说“把音乐调小点!”那很可能就是出什么事了。具体出什么事了,我们要随机应变。

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当我还在学习的时候,一位手术助理护士告诫我:“手术室里的一切都不能带出去,而且要再三清点。”

为什么呢?以免外科医生失误,不小心把棉签留在患者身体的某个洞里,或者把纱布留在了肚子里。

等到手术完毕,医生可以用科学术语,跟焦急等在外面的家属解释一切;但护士光知道科学的语言是不够的,我们要把那一套东西“翻译”成人话,说给家属听。

讲到这里,我想起在外科护理时候,发生的一件小事。

有一天,我需要看一些患者病历,我猛然注意到病历上有干涸的血迹。我吓坏了。擦干净之后,我去找主管护士。“这里有人流血了”,我说,“要是让患者看到可怎么办!”

主管护士看了一眼,然后“噗嗤”乐了:“那不是血,是刚才首席顾问医师吃的千层冰淇淋,他滴到病历上了。”

当时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就是那个一边吃冰淇淋一边看病历的家伙,最后成了我家孩子的父亲。

·07·

我爸爸在世的最后一天,我不再是个护士

我的故事是从我爸爸说起的,它也要在爸爸那里结束。

我一直在回想那一天,爸爸在人世的最后一天,因为肺癌马上就要夺走他。

我们给爸爸请了个护士,护士名叫谢丽尔。

在我爸爸的痛苦到来之前,谢丽尔会有预感,她能察觉他身体语言和说话声调的变化。

谢丽尔接下来做的事情,我简直不能再熟悉了:彻底清洗双手,带上手套,用酒精擦拭塑料托盘;然后轻轻拨开一个小小的玻璃针剂瓶,插入针头,把糖浆一样的液体吸进注射器。

谢丽尔然而把注射器拿起,直到泡沫从底部消失,然后再把多余的空气挤出来。最后,她给我爸爸注射。

注射完后,谢丽尔就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等15分钟后止疼药生效,再拉开床帘。

当谢丽尔帮我爸爸使用便桶的时候,她会温柔地请我出去。在走廊里,我能听到他们俩的窃窃私语和笑声。

那天,谢丽尔没有跟我讨论任何护理工作。我不再是一个护士同行,我只是她的病人的女儿。

那天,我爸爸变得很瘦小,皮肤松松垮垮地搭在四肢上,整个人都是蜡*色,凹陷的眼眶周围一片灰蒙蒙。

他听不见声音了,他吃东西尝不到味道了,但是他很乐观,还在讲笑话。

“该让你妈妈上来了”,谢丽尔说。

我明白她在暗示什么。爸爸的呼吸越来越慢,越来越徒劳,然后他就走了。

我坐在爸爸身边,看着爸爸和谢丽尔,想起25年以前,那个胖女人口口声声地对我爸爸说“我爱你”的那天。

就是那天,我看到了什么是“护理工作”。

我当了20年护士,现在我在努力思考着我做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医护行业的创始人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痛苦,甚至痛觉,都可以通过善良减轻。”

我想,护理工作不光是完成任务,它是关于爱、关于善良的事业。

在医生的专业技术和病人真正身心痊愈之间,总是有一个空缺。我们护士就站在那个地方,填补那个空缺。

这大概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故事讲完了,不知道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我从这个故事里,看到了一个词,那就是“接地气”。

自从疫情出现以来,媒体上经常管护士们叫“白衣天使”。但是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尽管她们身着白衣,但她们很多时候,都不是“天使”。

她们是“勤杂工”,需要收拾卫生;她们是“小丑”,需要逗孩子开心;她们还是“翻译官”,需要把科学的话语翻译成大家听懂的语言……

她们从来都是那么的“接地气”,因为她们要面对的,永远是琐琐碎碎的“一地鸡毛”,是不那么优雅的各种杂乱。

但是,她们能把“鸡毛”理顺,能做到“乱中取胜”。这不是她们的特长,这是她们的工作。

不久的将来,疫情会完全结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到那时,护士们会摘下“白衣天使”和“英雄”的光环,又回到她们习以为常的琐碎生活当中。

因此,今夜我不想谈论“英雄”和“职业美德”,我只想许下几个最平凡又琐碎的愿望。

我的愿望是:

她们的工作条件可以变得更好,能让她们更有效地应对琐碎和杂乱;

她们的待遇可以更好,让她们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她们的心情可以更好,每一天上班的时候都有所期待,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都有所收获······

也请你将这些愿望说给更多的人听,并祝愿它早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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