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是什么时候从你生活中退场的?
无论如何,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一直存在。比如一位浙江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其实这本杂志仍然在持续地更新、发售,并被人阅读。甚至还有人在怀着热爱和赤诚做这些事情。
编辑部
盛夏的上海绍兴路绿树成荫,是少数阳光不至于灼热的小马路,虽然步行距离就是繁华的商圈,但闹中取静。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要被人羡慕“环境真好”的。
《故事会》的编辑部就在绍兴路上的一座小白楼里。办公室的设施有些老旧了,行道树的枝叶伸到楼上的窗前,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进来,让老旧也变得像是一种风格。
《故事会》最近两次出圈,一次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原著的作者紫金陈提起,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受到了小时候读《故事会》的影响,“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也来自《故事会》封底广告的启发。
另一次,是五条人的仁科,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于是读了大量《故事会》。
五条人专辑《故事会》
编辑部对于这些讯息并不迟钝,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总比前些年被凤姐cue要好一些吧?”
外面在发生什么、流行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只是小白楼的里面和外面好像是不同的时间系统,刘宁有时候也感到恍惚,自己怎么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十年。
刘宁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她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一惊: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
现在编辑部有9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反应和十年前的刘宁一模一样。
纸媒日薄西山,网络四通八达,《故事会》的江河日下,是无需费脑就想象得出的事。
九十年代是《故事会》的“黄金时代”,峰值发行量超过万册,读者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无论风格与风评如何变化,从数据来看,说是“国民杂志”丝毫不为过。
但如今,编辑部对发行量已经讳莫如深了好几年,刘宁期期艾艾地给了个大概的数字:
“几年前的话,几十万左右吧?这些年应该还在下降的。”
衰老的不只是这本杂志,是一整套关于阅读和传播的场景。
在过去,《故事会》最主要的售卖渠道是报刊亭和火车站,长途火车上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杂志的场景,几乎成了春运回忆中的标配,《故事会》也由此奠定了“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的江湖地位。
这些年,事情都变得太快了。除了网络传播对于传统故事的冲击之外,报刊亭被取缔、高铁系统覆盖城市,要回忆起上次见到《故事会》实体刊物是什么时候都变得很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发售途径是邮政订阅——但又有谁还在使用邮政系统呢?在这个人们不再写信、不再阅读实体报刊、快递几乎全面取代邮件的今天。
邮政系统倒也上线了一系列线上服务,比如吃货助农、寄收快递、便民缴费。几乎每一样功能都找得到更为人熟知的替代品。
订阅杂志可能是唯一不太能找到替代项的业务——只要那些杂志还有读者的话。
但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尽管已经经历了时代的好几轮冲刷,《故事会》仍有几十万读者,正是这些读者的存在,使得这本杂志仍然能够自负盈亏。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舞台,还在继续演出,并且始终有观众捧场。
这些读者不存在于大城市、CBD、高薪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存在于十八线县城、留守的小镇青年、快递送不太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喜闻乐见那些朴素易读的故事,不计较它是否曾有一个更辉煌的过去。
刘宁曾接到过中学生打到编辑部的电话,对面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过去的故事这么好看,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她回复说,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写作者在大量流失。影视行业是一个来钱快的转向,那些曾经可以写出跌宕情节的作者,有许多转行做了编剧。
现在剩下的写作者,以公务员、老师、学生群体居多,他们有时间、有讲述的欲望,并且正好够不到更加“高大上”的媒体平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兴。
“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作者特别多……我知道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我们的作者很少写这类现实主义的题材。东北作者好像尤其喜欢写闯关东的故事传说,可能也是在怀念某种往日的荣光?”
工作到第十年,刘宁显得心平气和:“有时候看看这些稿件里的故事,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中国。而那些所谓大城市精英的视角也挺狭隘的。”
她自小读的是上海老牌名校,非常洋派。小学老师教英语,已经在教同学们长大要成为“ladies”和“gentlemen”。从小到大,她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同一批人,一路念名校,前赴后继奔跑在迈向社会精英的道路上,进大公司成为高层,年入百万的比比皆是。
刚工作的时候,她会退回那些她觉得“太假”的稿件。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村庄仍然在靠媒婆说媒?怎么可能,六千块在故事里会是一笔比天还大的巨款?
作者回复她,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
后来她认识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学院的系主任盖玛雅。盖玛雅是研究了《故事会》多年的学者,她某年出席笔会,发言说,我们何必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会》?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趣味和价值观念。通俗文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宁的父母和丈夫有时候都会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言下之意,她明明可以、也应当走那条精英的道路。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步开始和原本所处的圈层分开的。她从名校电影专业毕业,闯荡了两年影视圈,觉得实在不适合需要大量社交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剧组生活,之后就坐进了绍兴路的小楼。
一坐下来,时间倏忽过了10年。
刚坐进来的时候,她还有些年轻文青的清高,只当这里是混日子的国企,不乐意搭理人。时间久了,她发现身边同事各有各的小世界。
“其实大家都挺文艺的,但也都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又都比较排斥加班、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平时相处也很融洽,办公室政治之类的,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本来也没什么可争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些边缘的人”。
这不是政治性的边缘,他们是自动地站在了时代的边角处。小楼外面在讲狼性、讲、追求网感和热点,年轻人频繁跳槽。小楼里面轻声细语、埋头工作、到点下班、十年如一日,人员流动很少。编辑部还有一位七十多岁退休返聘的老编辑,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了这片城市心脏不为人知的海域。
编辑部每隔几年开笔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培训、开会,这成了社恐患者见面会。
刘宁有次见一个作者,作者特别真诚,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怎么好看的花瓶作为礼物;同时,作者也特别内向,他和刘宁相对无言,埋头吃饭。
笔会结束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刘宁投过稿。
“大概就是见光死了?”刘宁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样的关系也很不“当代”,当代生活是要不断地建立新联系、维护旧人脉的,内向往往同时意味着内耗。但在《故事会》的系统里,内向者结成了无声的联盟,维持着让人安心的距离感。
刘宁现在和作者交流沟通,仍然是邮件一来一回的形式。据说过去的编辑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这个习惯在现在的编辑部也逐渐淡出。
其实投稿量还算是可观。刘宁的邮箱几天不看就会堆满几百封投稿的邮件,里面有不少是群发的笑话与幽默故事。
这又是一个当代生活经验以外的存在:这些老派的杂志往往都还保留着“笑话”栏目,于是有人每天会搜罗大量的笑话,群发给大量编辑,一旦录用,也能有个一条几十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段子满天、脱口秀崛起的今天,那些笑话已经显得太难笑了。
刘宁会把这些邮件一一看过,基本上逐条回复,并选出还不错的故事,纳入审稿的流程:初审,复审,终审,分别要打分、还要写审稿评语,审稿评语简短,有稳定的句式。像是一个老派编辑部的本分。
最后的定稿还要审读一轮。审稿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些年轻人的梗已经理解不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好像这在《故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这本杂志偶尔想要追热点都显得笨拙,八月的刊物,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拍一拍”的梗,像一个努力时髦的老人。
故事会风格的七夕祝福,图源
故事会官博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故事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