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因“销售假药罪”入刑，张医生的夜晚通常弥漫着消毒水和血液的气味，有时是抢救放疗后大出血的癌症患者，有时冲进病房却只能看着晚期病人呕血离世。
但如今他会在夜晚8点准时出现在西安城郊的牌场上，操作多年的医用直线加速器变成握在手里的扑克牌，烟草和酒精的味道渗入黑色T恤。
他在夜晚总能保持清醒，这是5年牢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和20多个狱友挤在看守所坚硬木板床上时，他总做关于自由的梦，梦醒了，他睁开眼，依然身陷不足30平米的监室。
一个正值盛年的肿瘤科主任，在卷入印度仿制药的代购潮后，他的职业生涯如同一条斜插进悬崖腰间的公路，一路攀升至高峰，骤然跌落低谷。
张教授，号犯人
年6月初的西安，雨水比往年更多一些，打在酒店窗户上升起一层白蒙蒙的迷雾，映着街道上的楼宇和树木有些模糊。“赌局”又是天亮才结束，张医生睡了不到2小时，就匆匆从“场子”医院办理离职手续。
原先一进门诊楼就能看见的肿瘤科，现在搬到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张医生以前的主任办公室也分配给了血液科，绿色墙体脱落显露的斑驳提示着岁月的痕迹。
5年间人事更迭，信息部一位年轻女孩足足盯了他5秒，才忍不住开口问，“张主任现在在哪儿？”
后勤部负责人礼貌地称呼他为“张教授”。张医生表面上客气寒暄，转身走出办公室后，就张口骂了一句本地方言，又自嘲了一声“张教授”。
他对这个称呼五味杂陈。年，张医生即将被评为副主任医师，相当于大学里的副教授，获得这一评定，被认为是从“小医生”变成“大专家”的标志。医院领导层也都喜欢他，他医院最年轻的二级科主任，晋升为整个肿瘤科主任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随后他的人生急转直下。
张医生正在接诊一位鼻咽癌病人时，医院附近的派出所。
近40度高温的夏天，张医生被跨省逮捕的警察问询了一整天。斤的胖子坐在五名警察对面，几十身汗湿透了衣服，“人都臭了”。
“你拿印度药挣了多少钱？”
“一直都是多少钱拿的，做个统计，病人家属来了交钱，我把药给他。”
张医生拿到的印度版易瑞沙是元/盒。
在主任办公室里，张医生从病人家属手里收过十张百元大钞，又从钱包里掏出50元找给病人，有病人看他找来找去麻烦，建议张主任“以后就收个整，块钱”。
张医生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屡次强调“卖药没挣什么钱”。他从不隐晦进货价低于元，但“凑个整”是病人主动提出的，于是进货价元时，张医生卖元，跌到、元时，他还是卖元。按照平均每个月能卖30盒，每盒药加价-元计算，销售金额总计万，他总共赚了30-50万元。
“那等于你一盒也加了二、三百块钱？”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算吧。”
张医生说完“啪”一拍桌子，“就是这份笔录把我套进去的，”他心存侥幸，“要是一口咬死就是原价给病人的，就没有这个事”。
一审时，张医生被判处“销售假药罪”，有期徒刑5年，罚金万。
任何一个新人来到看守所，首先需要坦陈“三情”——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案情。
在接下来的个日夜里，张医生的故事逐渐为人所知，狱友们有小毛病也都会来找他。加上他是看守所里少有的知识分子，学识渊博，自称能从盘古开天辟地讲到新中国成立，也因此被尊称一声“教授”。
一个星期六晚上，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前来“问诊”，“教授”将他衣服卷起来查体，用手一摸便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建议看守所医院。
另一位狱友主诉体乏、脸色差，“教授”一看他眼睛、皮肤发黄，是典型的肝炎症状，甚至跟他开玩笑，“你把症状跟看守所医生一说，说不定都能取保了。”
其他监室的管教闻名带各自管辖的人前来，“天天说自己侧面疼，医生也看不出来，教授你给看看？”“教授”让病人转身，在疼痛处轻轻一敲——“肾结石”。
在出身名校、有近20年三甲工作经验的张医生看来，过去五年里他至少救过3个人。
这是“号”犯人张医生最后的职业辉煌，“现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不去啰。”
走过新建的行政楼，张医生很快注意到楼对面那排整齐的黄色公寓。医院分给他的一套平米的三居室，当时他和同为医医院，这套房一直医院收回。
肿瘤科护士长和他擦肩而过，回头又喊了声，“张医生，是你不？你来报到？”
“还报到呢？我辞职来了。”张医生必须面对前同事的诧异眼光，被问到“现在在哪儿高就时”，一遍遍重复自己是无业游民。
相熟的肿瘤科护士长主动介绍起工作，张医生赶忙摆手拒绝。
医院了。在和前同事聚餐的饭桌上，他用5秒钟思考了这个问题，迅速得出了否定答案。
他想起曾经共事过的一位妇产科医生，她所经手的一位“熊猫血”剖宫产孕妇产后突发大出血死亡，最终被鉴定为医疗事故，由医院赔偿家属50万元。尽管他知晓这位医生医术精湛，但圈里提及她仍是流言四起，“就是那个把人弄死的，你还敢找她做手术？”
3小时后，拿着签完字的两张表格，张医生在行政楼门口驻足2分钟，最后看了眼这所见证了医院。
离开不需要有仪式感。张医生的职业生涯在最高峰时戛然而止，一个肿瘤科主任背上了“销售假药”的罪名，在圈子里名声都臭了。
诱惑
多年以后，回想起老主任在5年邀医院，张医生将之形容为一种“诱惑”。
那时，他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主治医师，刚刚开始在当地“大三甲”医院独当一面，每隔3、4天值一次夜班，因病人病情突变而一夜未眠是常有的事。
值班室外响起夺命的敲门声。张医生小步快跑赶到病房时，地上已经放了半桶血，侧卧在病榻上的病人是肝癌晚期，鲜血一口接一口地从他嘴里呕出。张医生眼看着病人吐了半桶血，明白这是肝癌并发食管胃底静脉破裂的表现，抢救不了。
医生必须学会习惯人间世里的生死无常。张医生见过太多病人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
7年，张医生的小姨因肺癌被收治入院。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发肺癌人数约78.7万，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连续十年占据恶性肿瘤首位。在亚洲非小细胞癌症病人中，约30%-40%的病人具有靶点EGFR突变，而靶向药易瑞沙是这近30万病人的希望。
靶向药就像是瞄准癌细胞精准开火的一颗颗子弹，小姨想试试被称为“有魔力的子弹”之称的靶向药。但“魔力”是昂贵的。在国产抗癌靶向药问世以前，病人只有两种选择，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生产的原研药“易瑞沙”，单盒价高1.4万元，或是在黑市流通的印度仿制药，价格在0元上下。
一边是命，一边是法，摆在医生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向病人推荐便宜有效的印度药？
面对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印度药，并非所有医生都敢于冒险。接近张医生的多位肿瘤科医生都表示，病人自己有买药渠道，他们一般会让病人先自己联系，实在联系不到再来找医生。
但当病人是自己亲属时，这道医患之间的安全距离产生微妙变化，风险考量变得没那么重要。张医生在QQ群联系到江苏连云港药企的医药代表柳杨后直截了当地挑明情况，“我小姨得了肺癌，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你多少钱能给我？”
盲吃后的效果很快在张医生小姨身上奏效。一个星期后，小姨不喘了，印度药的疗效在病友间传开。肿瘤三科的病友们一打听，张医生拿到的价格比市场价还便宜元，有人找他帮忙买，当时每个月总量为7、8盒。
十几盒易瑞沙让小姨的寿命延长了一年，直到8年底小姨离世后，张医生都没有刻意去加价卖药。
当时比卖药谋利更重要的是，张医生需要用便宜的印度药把病人们留在他的科室。
年，张医生医院“赶出来”的肺腺癌晚期病人。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双肺积水，此前被医生判定活不过半个月。
医院床位周转率高，医院缺病人，医院不要的晚期病人。
张医生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将前一个病人离世前没吃完的半盒仿制易瑞沙给了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能躺下睡觉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就能下床活动了，半个月之后，就上街买菜了。老太太多活了2年9个月。
这带给张医生极大的鼓励。他认为自己是追求完美的手工艺人，将残缺破碎的手工艺品最大程度还原，是他追逐的目标——“医生既然是我的职业，我就希望把它做得很好，哪怕最后病人死了，我都不希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留下遗憾，没有给他做到哪一步。”
毋庸置疑，靶向药就是修补手工艺品的最佳粘合剂。张医生承认自己有私心，作为二级科室主任，他当然希望自己科室拔得头筹，病人治愈率、满意度、生存质量都比别的科室高。
在他看来，肿瘤科医生的成就感不高，因为治的病人动不动就死了。他是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人，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为何不把它握在手心呢？
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
在被按了停止键的人生里，发生在张医生身上的故事越来越呈现出他个人的复杂性和和被时代裹挟的命运。
35岁那年，张医生小姨确诊肺癌，吃了一年仿制药易瑞沙，总计花费2万余元，同样的价格连两盒原研药都买不到。3年后，一位肺腺癌晚期病人的治疗奇迹让张医生“出圈”。
场面虽然不能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但因为印度仿制药转投这家医院的病人着实不在少数。在医院肿瘤科医生的印象中，当时医院治疗的病人专程前来，直接走进科室里就问张医生，“听说你有这个药”。
△年夏天的一部电影让印度仿制药被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