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根据流行病学资料，我国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占全部恶性肿瘤的第三位，仅次于胃癌、肺癌。肝癌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31—50岁最多，男女之比约为8：1。早期切除的远期疗效较好，但大多数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手术机会多已错过，所能采用的现代综合治疗方法常限制在放化疗和免疫治疗上，而放化疗对本病治疗的*副反应大，适应证则减少，疗效也差。目前采用中医药治疗是本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所以积极做好中医药对本病的预防和治疗在当今有重要意义。
肝癌一病，早在《内经》就有类似记载；历代有肥气、痞气、积气之称。如《难经·五十六难·论五脏积病》载：“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疸，饮食不为肌肤。”《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积聚候》：“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疸，饮食不为肌肤。……诊得脾积，脉浮大而长，饥则减，饱则见肠，起与谷争，累累如桃李，起见于外，腹满呕泄，肠鸣，四肢重，足胫肿厥，不能卧，是主肌肉损，……，色*也。”宋代《圣济总录》云：“积气在腹中，久不差，牢固推之不移者，……按之其状如杯盘牢结，久不已，令人身瘦而腹大，至死不消。”其所描述的症状与肝癌近似，对肝癌不易早期诊断、临床进展迅速、晚期的恶病质、预后较差等都作了较为细致的观察。在治疗上强调既要掌握辨证用药原则，又须辨病选药，灵活掌握。
肝癌的西医学巨体分型分为块状型、结节型、弥漫型和小癌型，以块状型多见；组织学分型为肝细胞型、胆管细胞型和混合型，绝大多数为肝细胞型。
原发性肝癌、肝脏其他肿瘤可参照本节进行辨证论治。
脏腑气血虚亏，加之七情内伤，情志抑郁；脾虚湿聚，痰湿凝结；六淫邪*入侵，邪凝*结等可使气、血、湿、热、瘀、*互结而成肝癌。
1．情志久郁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故一身之气机畅达与否主要关系于肝。若情志久郁，疏泄不及，气机不利，气滞血瘀，是肝癌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2．脾虚湿聚饮食失调，损伤脾胃，气血化源告竭，后天不充，致使脏腑气血虚亏。脾虚则饮食不能化生精微而变为痰浊，痰阻气滞，气滞血瘀，肝脉阻塞，痰瘀互结，形成肝癌。《医宗必读·积聚》也说：“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
3．湿热结*情志不遂，气滞肝郁日久，化热化火，火郁成*；肝郁乘脾，运化失常，痰湿内生，湿热结*，形成肝积，肝之疏泄失常，影响及胆的排泄功能亦失常，故此种病因所致肝癌多伴胆汁外溢而呈*疽。
4．肝阴亏虚热*之邪阻于肝胆，久之耗伤肝阴，肝血暗耗，导致气阴两虚，邪*内蕴，此为本虚标实。
总之，肝癌病位在肝，但因肝与胆相表里，肝与脾有密切的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脾与胃相表里，肝肾同源，故与胆、脾胃、肾密切相关。其病性早期以气滞、血瘀、湿热等邪实为，主，日久则兼见气血亏虚，阴阳两虚，而成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其病机演变复杂，由肝脏本脏自病或由他脏病及于肝，使肝失疏泄是病机演变的中心环节。肝失疏泄则气血运行滞涩，可致气滞、血瘀，出现胁痛，肝肿大；肝失疏泄则胆汁分泌、排泄失常，出现*疸、纳差；肝失疏泄，气机不畅，若影响及脾胃之气的升降，则脾胃功能失常，气血生化乏源，而见纳差、乏力、消瘦，水湿失于运化而聚湿生痰，湿郁化热，而出现胁痛、肝肿大；肝失疏泄，气血运行不畅，若影响及肺、脾、肾通调水道的功能，则水液代谢失常，出现腹胀大、水肿。故由肝失疏泄可产生气滞、血瘀、湿热等病理变化，三者相互纠结，蕴结于肝，而表现出肝癌的多种临床表现。日久则由月于病及脾、肾，肝不藏血，脾不统血而合并血证；邪*炽盛，蒙蔽心包而合并昏迷；肝、脾、肾三脏受病而转为鼓胀。
右胁疼痛，腹部结块，腹胀大，*疸，纳差，乏力，消瘦是主要的临床表现。
1．右胁（肝区）疼痛最常见，间歇性或持续性，钝痛或胀痛，有时可痛引右侧肩背、右腰。突然发生的剧烈腹痛和腹膜刺激征提示癌肿破溃。
2．腹部结块右胁部进行性肝肿大为最常见的特征性体征之一。月干质地坚硬，表面及边缘不规则，常呈结节状；合并有肝硬化与门静脉高压的患者还可出现左胁部脾肿大。
3．腹胀大见于中晚期合并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等引起的腹水患者。
4．纳差胃纳减少，食欲不振，可伴见恶心、呕吐、腹泻等症。·
5．乏力、消瘦早期即可见乏力，中晚期则逐渐消瘦，晚期少数病人可呈恶病质状。
肝癌发生转移的患者，出现相应的转移灶的症状和体征。
1．不明原因的右胁不适或疼痛，原有肝病症状加重伴全身不适、胃纳减退、乏力、体重减轻等均应纳人检查范围。
2．右胁部肝脏进行性肿大，质地坚硬而拒按，表面有结节隆起，为有诊断价值的体征，但已属中晚期。
3．结合肝区B超、Cr扫描、Mm、肝穿刺、血清学检查（如甲胎球蛋白等）等，有助于明确诊断。
尽可能了解肝癌细胞学分类情况，以估计预后、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1．*疸*疽以目*、身*、小便*为主症，主要病机为湿浊阻滞，胆液不循常道外溢而发*，起病有急缓，病程有长短，*疸色泽有明暗，以利湿、解*为治疗原则。而肝癌以右胁疼痛、肝脏进行性肿大、质地坚硬、腹胀大、乏力、形体逐渐消瘦为特征，中晚期可伴有*疽，此时，*疸仅视为一个症状而不是独立的病种，以扶正（补益气血）祛邪（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热利湿、泻火解*、消积散结等）、标本兼顾为治疗原则，并需结合中西医抗肝癌治疗。此外，结合血清总胭红素、尿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测定，血清谷丙转氨酶、甲胎球蛋白、肝区B超，Cr扫描等以明确诊断。
2．胁痛是以一侧或两侧胁肋部疼痛为主要表现，其病机关键或在气、或在血、或气血同病。肝癌虽亦有胁痛，但只是一个症状，且以右胁为主，常伴有坚硬、增大之肿块，纳差乏力，形体明显消瘦，病证危重。可结合实验室检查以鉴别。
3．鼓胀肝癌失治，晚期伴有腹水的患者可有腹胀大、皮色苍*、脉络暴露的症状而为鼓胀，属于鼓胀的一种特殊类型。肝癌所致之鼓胀，病情危重，预后不良，在鼓胀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需结合中西医抗肝癌治疗。可结合实验室检查明确诊断，协助治疗。
辨证要点
肝癌发病后，病情进展迅速，病情重。因此要全面掌握辨证要点。
1．辨虚实患者本虚标实极为明显，本虚表现为乏力倦怠，形体逐渐消瘦，面色萎*，气短懒言等；而右胁部有坚硬肿块而拒按，甚至伴*疸、脘腹胀满而闷、腹胀大等属标实的表现。
2．辨危候晚期可见昏迷、吐血、便血、胸腹水等危候。
治疗原则
针对肝癌患者以气血亏虚为本，气血湿热瘀*互结为标的虚实错杂的病机特点，扶正祛邪，标本兼治，以恢复肝主疏泄之功能，则气血运行流畅，湿热瘀*之邪有出路，从而减轻和缓解病情。治标之法常用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清热利湿、泻火解*、消积散结等法，尤其重视疏肝理气的合理运用；治本之法常用健脾益气、养血柔肝、滋补阴液等法。要注意结合病程、患者的全身状况处理好“正”与“邪”，“攻”与“补”的关系，攻补适宜，治实勿忘其虚，补虚勿忘其实。还当注意攻伐之药不宜太过，否则虽可图一时之快，但耗气伤正，最终易致正虚邪盛，加重病情。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应选加具有一定抗肝癌作用的中草药，以加强治疗的针对性。
分证论治
·肝气郁结
症状：右胁部胀痛，右胁下肿块，胸闷不舒，善太息，纳呆食少，时有腹泻，月经不调，舌苔薄腻，脉弦。
治法：疏肝健脾，活血化瘀。
方药：柴胡疏肝散。
方中柴胡、枳壳、香附、陈皮疏肝理气；川芎活血化瘀；白芍、甘草平肝缓急。疼痛较明显者，可加郁金、延胡索以活血定痛。已出现胁下肿块者，加莪术、桃仁、半夏、浙贝母等破血逐瘀，软坚散结。纳呆食少者，加*参、白术、薏苡仁、神曲等开胃健脾。
·气滞血瘀
症状：右胁疼痛较剧，如锥如刺，入夜更甚，甚至痛引肩背，右胁下结块较大，质硬拒按，或同时见左胁下肿块，面色萎*而黯，倦怠乏力，脘腹胀满，甚至腹胀大，皮色苍*，脉络暴露，食欲不振，大便溏结不调，月经不调，舌质紫暗有瘀点瘀斑，脉弦涩。
治法：行气活血，化瘀消积。
方药：复元活血汤。
方中桃仁、红花、大*活血祛瘀；天花粉“消扑损瘀血”；当归活血补血；柴胡行气疏肝；穿山甲疏通肝络；甘草缓急止痛。可酌加三棱、莪术、延胡索、郁金、水蛭、廑虫等以增强活血定痛，化瘀消积之力。或配用鳖甲煎丸或大*广虫丸，以消症化积。
若转为鼓胀之腹胀大，皮色苍*，脉络暴露者，加甘遂、大戟、芜花攻逐水饮，或改用调营饮活血化瘀，行气利水。
·湿热聚*；
症状：右胁疼痛，甚至痛引肩背，右胁部结块，身*目*，口干口苦，心烦易怒，食少厌油，腹胀满，便干溲赤，舌质红，苔*腻，脉弦滑或滑数。
治法：清热利胆，泻火解*。
方药：茵陈蒿汤。
方中茵陈、栀子、大*清热除湿，利胆退*。常加白花蛇舌草、*芩、蒲公英清热泻火解*。疼痛明显者，加柴胡、香附、延胡索疏肝理气，活血止痛。
·肝阴亏虚
症状：胁肋疼痛，胁下结块，质硬拒按，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头昏目眩，纳差食少，腹胀大，甚则呕血、便血、皮下出血，舌红少苔，脉细而数。
治法：养血柔肝，凉血解*。’
方药：一贯煎。
方中以生地、当归、枸杞滋养肝肾阴血；沙参、麦冬滋养肺胃之阴；川栋子疏肝解郁。出血者，加仙鹤草、白茅根、牡丹皮清热凉血止血。出现*疸者，可合茵陈蒿汤清热利胆退*。
肝阴虚日久，累及肾阴，而见阴虚症状突出者，加生鳖甲、生龟板、女贞子、旱莲草滋肾阴，清虚热。肾阴虚日久常可阴损及阳而见肾之阴阳两虚，临床见形寒怯冷、腹胀大、水肿、腰酸膝软等症，可用金匮肾气丸温补肾阳为主方加减化裁。
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应当选用具有一定抗肝癌作用的中草药，如清热解*类的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拳参、蛇莓、马鞭草、凤尾草、紫草、苦参、蒲公英、重楼、野菊花、肿节风、夏枯草等；活血化瘀类的大蓟、菝葜、*箭羽、地鳖虫（廑虫）、虎杖、丹参、三棱、水红花子、水蛭等；软坚散结类的海藻、夏枯草、牡蛎等。
若合并血证、*疸、昏迷或转为鼓胀者，可参照有关章节进行辨证论治，病情危重者尚须中西医结合救治。
初起以气滞、血瘀、湿热的邪实之证为主，日久则肝失疏泄、脾失运化与统摄、肾失温煦与滋养，正虚邪盛，正不胜邪，而出现肝进行性肿大、疼痛剧烈，并可合并*疸、血证、昏迷等危重证候，也可转为鼓胀等难治之症。
本病自然病程约一年，病势凶险，早期手术根治结合中西医综合治疗，部分病例尚可得到改善，中晚期肝癌则预后差，为消化道恶性肿瘤中死亡率较高的一种。近年来开展中西医结合疗法，对提高疗效，改善患者的预后有一定作用。
积极防治病*性肝炎，对降低肝癌发病率有重要意义。加强肝癌的普查工作也是早期发现肝癌的重要方法。
调摄的目的在于提高生存率，延长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其重点在于注意患者全身状态的变化，如体重、皮肤改变、精神状态等。饮食应富于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忌食生冷油腻及硬性食物，忌用损害肝肾功能及对胃肠道有刺激性的食物和药物。加强心理调摄，心情开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病情危重者，加强护理，密切观察生命体征。
肝癌为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且病情进展迅速。究其病因，多为脏腑气血亏虚，瘀*、湿热凝结于肝，以肝失疏泄为基本病机。其病位在肝，但与胆、脾胃、肾密切相关。其病性多见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主要辨证分型包括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湿热聚*、肝阴亏虚。临床辨证要注意其本虚，并要顾及邪实。临床用药要遵照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缓缓图之，最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提高生存率。
《难经·五十五难》：“然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积者五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也；聚者六腑所成，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左右无所穷处，其痛常移易也。”
《树后备急方·治卒心腹症坚方》：“治卒暴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治之，百日死。”
《诸病源候论·积聚候》：“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本病治疗中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中医药在治疗中晚期肝癌方面已成为常用的治疗手段。
临床研究
目前对肝癌的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一般分为以下几型：①气滞型（肝郁气滞）；②血瘀型；③脾虚型（或兼湿困）；④温热型（或热*）；⑤阴虚型（肝肾阴虚或气阴两虚）。
临床上常是数型并见。肝癌早期多为肝郁气滞、脾虚，进而出现血瘀、湿热等型，晚期则多见肝肾阴虚[上海中医药杂志；（4）：30L潘氏等认为肝癌的基本病变为瘀、*、虚，邪实正虚。采用以健脾理气、化痰软坚、清热解*为治法的“肝复方”与放疗、化疗对照治疗晚期肝癌。“肝复方”主要由*芪、*参、白术、茯苓、柴胡、桃仁、丹参、蚤休、牡蛎等药物组成，气滞血瘀型加土鳖、莪术、三七、香附，肝郁脾虚型加郁金、淮山药、陈皮、麦芽，肝胆湿热型加茵陈、蒲公英、木通，阴虚内热型加丹皮、鳖甲。治疗结果表明，中医药组治后半年和1年生存率（43．3％和20．0％）高于放疗组（25．0％和0），治后瘤体稳定率分别为85％（中医药组）、87％（放疗组）和46％（化疗组）。提示中医药既能延长患者生存期，又能稳定瘤体，放射治疗对局部肿瘤控制优于中医药和化疗，但未转化为延长生存期的作用[北京中医；（3）：3]。彭氏等用扶正消瘤片（人参、女贞子、*芪、枸杞、丹参、三七、红花·、川芎、桃仁、白英、蒲公英、仙鹤草、白花蛇舌草等）治疗原发性肝癌例，总有效率61．02％。其中临床治愈3例，显效3l例，有效74例，无效69例[中西医结合肿瘤杂志；（1）：24]。张氏在分析了化疗、放疗中常见的*副反应后，指出放疗多见热*伤阴之证，治法应以清热解*、生津润燥、两补气血、健脾益肾、滋养肝肾为主；而化疗则多见气血亏损、脾胃失调、肝肾受损之证，治法宜补气养血、健脾和胃、滋补肝肾为主[中西医结合杂志；（2）：14]。
·实验研究
1．肝癌健脾理气治则的研究屠氏在大鼠肝癌前病变阻断实验中揭示，健脾理气、活血化瘀、清热解*三类中药均有阻断肝癌前病变的作用，而以前者为优，对促癌阶段亦有阻断作用IB中瘤；（1）：31L姚氏在此基础上对诱癌过程中出现的N—ms、H—ms的过量表达进行研究发现，健脾理气中药能使N—ms表达接近正常。这提示中药能于基因水平逆转大鼠肝癌前病变的发生[中华医学杂志；（3）：L吕氏等研究健脾理气药对荷肝癌腹水瘤小鼠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活性的影响，采用脾虚模型小鼠，其中NK细胞活性降低，荷瘤小鼠健脾理气药治疗可恢复NK细胞活性至正常范围，但用活血化瘀药及清热解*药则无此作用；用一定量环磷酸胺，NK细胞活牲更加降低。但加用健脾理气药有一定调节作用；若荷瘤小鼠先予健脾理气药再给环磷酰胺，可使NK细胞活性恢复良好，瘤体缩小明显[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2）：97）。
2．肝癌清热解*治则的研究吕氏等用复方龙葵注射液（龙葵、蛇*、白英、当归、丹参、郁金的提取成分）连续作用于小鼠肝癌（Hn）腹水型癌细胞，对其增殖有明显阻抑作用，抑制率87．35％，P0．01，具有非常显著的高效抗癌作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2）：4l]。松崎氏小柴胡汤及其成分对细胞凋亡的研究表明*芩甙元在-ug/ml范围内作用于肝癌细胞48h内引起典型的细胞凋亡[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6）：36]。
·肝癌性疼痛的治疗
肝癌引起疼痛在临床较为常见。张氏综述了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癌性疼痛的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中药内服、中药外用、中西医结合及针灸等治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69]。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霞：坚持坚持一定能等到胜利
人民日报年3月12日第8版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双比星星还亮的眼睛占据了《人民日报》整版，照片上的人是万州医院急救分院重症医学病区副主任*霞。
这是一条来自*霞的朋友圈。1月21日重庆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入院，*霞和整个团队就处于高压状态。她每天和同事在隔离病房要工作五、六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最忙的一天要和同事要守护28名重症和危重患者，随时待命从死神手里抢人。由于连续抢救患者，*霞一度缺氧导致急性脑水肿而晕倒。可一周后，她不顾强制休息的命令，再次申请进入防控一线。3月11日，医院本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清零”。经过51天的决战，共有名患者从这里回家。这其中除了要感谢像*霞一样的重症医生，还要感谢一个特别的群体。刘华宝：发挥中医优势拯救患者生命
大年初一，刘华宝来不及带上换洗衣物就出发前往医院。他将作为市级中医专家组成员对患者进行中药治疗指导。这种新出现的病*，正成为所有中国医生都想要攻克的“难题”。
刘华宝和市区中医专家团队通过文献回顾与病情分析，初步总结了新冠肺炎病因病机和病理演变规律，认为“湿浊*”是新冠肺炎核心病因，且贯穿疾病始终。通过充分讨论，认为重型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采取中医“扶正与祛邪并重”为治疗根本治则，多采用益气养阴，清透邪*法治疗。这也在国家和重庆市中医诊疗方案的基础上，为万州区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指导思路植入了新的元素。在刘华宝的积极推动下，中医开始全面介入各型患者的治疗。截至3月3日，重庆中医药参与诊治患者人，中医药参与率92.36%，中医药参与治愈出院患者人。而针对出现的“无症状感染者”，他全面负责实施指导中医药干预，医院共收治的51例患者，中医药全程为主治疗，通过20天干预，全部治愈。杜天勇：抗疫路上绝不缺席
杜天勇，丰都县湛普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疫情发生后，卫生院人手严重不足，一方面防疫抗疫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乡镇基层卫生院还必须维持周围老百姓日常的诊疗。压力重重之下，杜天勇主动承担起大量的工作。每天，他不仅负责收治病人、发热跟踪、疫情宣传、防疫消*等日常工作，还要完成对1名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上门测量体温的任务，把感染的高风险留给了自己。25个昼夜里，杜天勇的身体已经多次出现巨痛症状，但他咬牙坚守了多个小时。2月9日，杜天勇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诊断为肺癌。杜天勇负责的片区，直到他倒下那一刻都没有一例确诊和疑似病例出现。让我们在这里也把祝福送给这位仁心仁医，祝愿他早日康复归来。正是有无数像杜天勇、徐立勇、*霞、文永生、刘华宝这样的医护工作者，重庆的疫情才在短短50多天得到明显好转。回顾重庆的战疫时刻表，我们经历了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例飞速攀升的慌乱，也经历了治愈人数不断累计突破的喜悦。正如那句我们重复了无数次的心声，没有一场战斗不会胜利，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本周一至周六，每晚22：15，重庆卫视《战疫英雄》，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个又一个闪亮而精彩的人生故事！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作者：韩德强
⊙编辑：一墨
朋友和母亲的启示
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课时，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医。回到北京后，医院接受化疗。一个多月的化疗下来，钱花了6万多，人瘦得皮包骨头。据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的发展，不过最多还有三、五个月时间。好在杨老师头脑还很清醒，我强烈建议杨老师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欣然同意。但是，医院拒绝接受中医进场治疗，杨老师一时有些犹豫。后来，科技部中医战略课题组的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医师，终于决定转出医院，单独接受中医治疗。一个多月后，我在家接到杨老师的一个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最新一次胸腔积水化验结果发现，积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了，而原来在医院化验时，积水中癌细胞密度很高。现在，饭吃得下了，睡觉也有改善，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在朋友们中间立刻传开了，一位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点。我为什么对中医情有独钟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亲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做胃镜以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后一次从绍兴到北京来做胃镜，才发现癌细胞。医院的一位大夫认为可以动手术切除，但一打开发现已经广泛扩散，只好合上等死。这期间，我目睹了母亲的痛苦万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西医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才能确诊病情？在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不能诊断，又怎么治疗？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么办？医学真的进步了？
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严格地说，这种诊断手段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小肠镜是一粒类似感冒胶囊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架自带光源的微型摄像机，能够把小肠内部的情况拍摄下来，并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到身体外的接收器上，再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
这是医学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还应用于治疗。
我有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发明了一种电化学治癌仪。当时我很惊讶，一个根本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治疗癌症的仪器呢？现在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并不需要懂得癌症的发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医学，只要能找到某种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就可以了。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体的复杂性，都只把人体看成一架由无数零部件构成的机器。用X光照射人体，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探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外科手术
西医第二大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术。20世纪的外科对于人体的骨胳、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细微结构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体观念上，仍然是19世纪尸体解剖学的观念，即把人体看成是一架静止的、结构复杂的机器，对于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则完全缺乏了解。
例如，有的人由于长期心情忧郁而导致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刻打开人体，外科技术能够发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地说，甚至某时刻都看不到。由于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就发生了重要变化。
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条奇妙的不停运动的河流，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这条河流。非要踏进去，则河流必将发生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只能解决骨折等瞬间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为，对于那些长期积累形成的器质性病变，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脏移植。
但是，如果能够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理，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进程，为什么要开刀呢？要知道，开刀并不能消除导致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问题了。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又坏了。
外科技术如此滥用，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还是病人的祸根？正如杨老师的肺癌，如果有药物可以使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细胞，为什么要开刀，为什么要化疗、放疗？究竟是只能靠开刀算医学，还是能够诊断病因、病机，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算医学？
西医的抗生素
西医给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核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例如，结肠部分发现了一处炎症。为什么会发炎呢？按照中医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是人体内外部环境发生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节好平衡，即调节好阴阳、寒热、虚实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
问题表现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体。问题表现在结肠，但原因可能在脾胃。这是对病情因果关系的一种整体论观点。但是按照西医的原子论观点，结肠发炎肯定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够专门杀死这种细菌的某种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正是按照这种理论，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消炎药。医院药费收入中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大约占40%--50%。
怎么知道某种药物能够杀死某种细菌呢？化学合成药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能够杀死小白鼠身上的细菌，就能够杀死人身上的细菌。如果找不到某种特定的化学药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实验成果了。
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就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广谱抗生素，服药时好了，药一停又犯。进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种特效抗生素，还会产生副作用。人体内部是一个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杀死某种致病细菌的同时，也会杀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细菌，破坏人体内部的各种微妙的转换和合成机制，产生广泛的副作用。
更加麻烦的问题是，细菌与抗生素之间还会“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杀虫剂能力的棉铃虫生存下来，继续繁衍，需要研制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产棉区从华北平原迁移到新疆地区，因为山东一带的棉铃虫具有抗药性，而新疆地区的棉铃虫还不具有抗药性。同样，一些致病细菌被抗生素杀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药性的细菌又产生了，需要研制新的抗生素。
由此，我以为，这第三大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实际上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化验技术上，通过对人的各种体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验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
西方医学体系的局限
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
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
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
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
令人担忧的现状
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主流社会迷信西医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医院治疗的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
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医为何沦落
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
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
真正的中医培养
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
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
以西医模式改造中医？
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先生治好了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所以蒲先生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
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名左右，到现在只剩下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
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
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
所以，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
辛亥革命后，北洋*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年南京*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中医为主，西医为辅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
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
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导刊》年05期，原标题为《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由传承发展平台（TCMISS）编校发表，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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