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是什么时候从你生活中退场的？
无论如何，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一直存在。比如一位浙江的拆迁户，家里有三套拆迁房，其中有一套专门用来存放两千多本《故事会》。
其实这本杂志仍然在持续地更新、发售，并被人阅读。甚至还有人在怀着热爱和赤诚做这些事情。
编辑部
盛夏的上海绍兴路绿树成荫，是少数阳光不至于灼热的小马路，虽然步行距离就是繁华的商圈，但闹中取静。在这里工作的人，总是要被人羡慕“环境真好”的。
《故事会》的编辑部就在绍兴路上的一座小白楼里。办公室的设施有些老旧了，行道树的枝叶伸到楼上的窗前，天气好的时候，阳光会透进来，让老旧也变得像是一种风格。
《故事会》最近两次出圈，一次是因为《隐秘的角落》原著的作者紫金陈提起，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受到了小时候读《故事会》的影响，“朱朝阳买增高药”的桥段也来自《故事会》封底广告的启发。
另一次，是五条人的仁科，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于是读了大量《故事会》。
五条人专辑《故事会》
编辑部对于这些讯息并不迟钝，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微妙的愉快——“总比前些年被凤姐cue要好一些吧？”
外面在发生什么、流行什么，他们全都知道。只是小白楼的里面和外面好像是不同的时间系统，刘宁有时候也感到恍惚，自己怎么就在这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十年。
刘宁今年三十五岁，十年前，她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一惊：这本杂志居然还活着。
现在编辑部有95年前后出生的年轻人，反应和十年前的刘宁一模一样。
纸媒日薄西山，网络四通八达，《故事会》的江河日下，是无需费脑就想象得出的事。
九十年代是《故事会》的“*金时代”，峰值发行量超过万册，读者人数超过15亿人次，无论风格与风评如何变化，从数据来看，说是“国民杂志”丝毫不为过。
但如今，编辑部对发行量已经讳莫如深了好几年，刘宁期期艾艾地给了个大概的数字：
“几年前的话，几十万左右吧？这些年应该还在下降的。”
衰老的不只是这本杂志，是一整套关于阅读和传播的场景。
在过去，《故事会》最主要的售卖渠道是报刊亭和火车站，长途火车上乘务员推着小推车叫卖杂志的场景，几乎成了春运回忆中的标配，《故事会》也由此奠定了“农民工返乡必备读物”的江湖地位。
这些年，事情都变得太快了。除了网络传播对于传统故事的冲击之外，报刊亭被取缔、高铁系统覆盖城市，要回忆起上次见到《故事会》实体刊物是什么时候都变得很困难。
现在最主要的发售途径是邮*订阅——但又有谁还在使用邮*系统呢？在这个人们不再写信、不再阅读实体报刊、快递几乎全面取代邮件的今天。
邮*系统倒也上线了一系列线上服务，比如吃货助农、寄收快递、便民缴费。几乎每一样功能都找得到更为人熟知的替代品。
订阅杂志可能是唯一不太能找到替代项的业务——只要那些杂志还有读者的话。
但或许，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尽管已经经历了时代的好几轮冲刷，《故事会》仍有几十万读者，正是这些读者的存在，使得这本杂志仍然能够自负盈亏。
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舞台，还在继续演出，并且始终有观众捧场。
这些读者不存在于大城市、CBD、高薪高收入的人群，他们存在于十八线县城、留守的小镇青年、快递送不太到的地方。他们仍然喜闻乐见那些朴素易读的故事，不计较它是否曾有一个更辉煌的过去。
刘宁曾接到过中学生打到编辑部的电话，对面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过去的故事这么好看，现在怎么越来越不好看了？
她回复说，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
写作者在大量流失。影视行业是一个来钱快的转向，那些曾经可以写出跌宕情节的作者，有许多转行做了编剧。
现在剩下的写作者，以公务员、老师、学生群体居多，他们有时间、有讲述的欲望，并且正好够不到更加“高大上”的媒体平台。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发表在《故事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高兴。
“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作者特别多……我知道东北文艺复兴，不过我们的作者很少写这类现实主义的题材。东北作者好像尤其喜欢写闯关东的故事传说，可能也是在怀念某种往日的荣光？”
工作到第十年，刘宁显得心平气和：“有时候看看这些稿件里的故事，会觉得这才是真的中国。而那些所谓大城市精英的视角也挺狭隘的。”
她自小读的是上海老牌名校，非常洋派。小学老师教英语，已经在教同学们长大要成为“ladies”和“gentlemen”。从小到大，她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同一批人，一路念名校，前赴后继奔跑在迈向社会精英的道路上，进大公司成为高层，年入百万的比比皆是。
刚工作的时候，她会退回那些她觉得“太假”的稿件。怎么可能，现在还有村庄仍然在靠媒婆说媒？怎么可能，六千块在故事里会是一笔比天还大的巨款？
作者回复她，这就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
后来她认识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学院的系主任盖玛雅。盖玛雅是研究了《故事会》多年的学者，她某年出席笔会，发言说，我们何必用精英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故事会》？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趣味和价值观念。通俗文学，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刘宁的父母和丈夫有时候都会问她，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言下之意，她明明可以、也应当走那条精英的道路。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步开始和原本所处的圈层分开的。她从名校电影专业毕业，闯荡了两年影视圈，觉得实在不适合需要大量社交和处理复杂人事关系的剧组生活，之后就坐进了绍兴路的小楼。
一坐下来，时间倏忽过了10年。
刚坐进来的时候，她还有些年轻文青的清高，只当这里是混日子的国企，不乐意搭理人。时间久了，她发现身边同事各有各的小世界。
“其实大家都挺文艺的，但也都比较内向，不太擅长和人打交道，又都比较排斥加班、没什么事业上的野心。平时相处也很融洽，办公室*治之类的，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本来也没什么可争的……可以说我们都是有些边缘的人”。
这不是*治性的边缘，他们是自动地站在了时代的边角处。小楼外面在讲狼性、讲、追求网感和热点，年轻人频繁跳槽。小楼里面轻声细语、埋头工作、到点下班、十年如一日，人员流动很少。编辑部还有一位七十多岁退休返聘的老编辑，像定海神针一样，定住了这片城市心脏不为人知的海域。
编辑部每隔几年开笔会，邀请全国各地的作者来上海培训、开会，这成了社恐患者见面会。
刘宁有次见一个作者，作者特别真诚，给她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不怎么好看的花瓶作为礼物；同时，作者也特别内向，他和刘宁相对无言，埋头吃饭。
笔会结束后，作者再也没有给刘宁投过稿。
“大概就是见光死了？”刘宁想不明白这件事。
这样的关系也很不“当代”，当代生活是要不断地建立新联系、维护旧人脉的，内向往往同时意味着内耗。但在《故事会》的系统里，内向者结成了无声的联盟，维持着让人安心的距离感。
刘宁现在和作者交流沟通，仍然是邮件一来一回的形式。据说过去的编辑会给作者打电话沟通，这个习惯在现在的编辑部也逐渐淡出。
其实投稿量还算是可观。刘宁的邮箱几天不看就会堆满几百封投稿的邮件，里面有不少是群发的笑话与幽默故事。
这又是一个当代生活经验以外的存在：这些老派的杂志往往都还保留着“笑话”栏目，于是有人每天会搜罗大量的笑话，群发给大量编辑，一旦录用，也能有个一条几十的收入贴补家用。尽管段子满天、脱口秀崛起的今天，那些笑话已经显得太难笑了。
刘宁会把这些邮件一一看过，基本上逐条回复，并选出还不错的故事，纳入审稿的流程：初审，复审，终审，分别要打分、还要写审稿评语，审稿评语简短，有稳定的句式。像是一个老派编辑部的本分。
最后的定稿还要审读一轮。审稿老师七十多岁了，有些年轻人的梗已经理解不了，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好像这在《故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事。
甚至这本杂志偶尔想要追热点都显得笨拙，八月的刊物，封面上第一次出现了“拍一拍”的梗，像一个努力时髦的老人。
故事会风格的七夕祝福，图源
故事会官博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故事会》的